苏东坡书法为什么最难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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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19-06-17 10:02作者:星星来源:书法培训加盟网址:http://www.52dfx.com

东汉是中国书法从实用艺术向实用兼抒情表现“两栖”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。秦汉之交开始的中国书法笔法革命——“隶变”,解放了文人手中的毛笔,也解放了知识阶层心灵。敦煌张芝,“学崔(瑗)、杜(操)之法,因而变之,以成今草,转精其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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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行楷书 《前赤壁赋》局部

苏轼元丰五年(1082年)与友人畅游赤壁,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前赤壁赋》。此赋用笔锋正力劲,在宽厚丰腴的字形中,笔力凝聚收敛在筋骨中,此谓“纯绵裹铁”。这种力又往往从锋芒、挑踢、转折中闪烁出来,就像宽博的相貌中时有神采奕奕的目光流观顾盼。特别耐人寻味的是,苏轼选用行楷表现出一种静穆而深远的气息。明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:“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,如黍米珠,恨非石刻所能传耳。”《前赤壁赋卷》表现出的特点是字形扁阔丰肥,左秀右枯,用墨必浓,成为苏轼别于前期书法,也有别于前人书法的苏体特点。

苏轼书法,信笔处最难感悟

众所周知,书法和其他任何艺术一样,都是有法度可循的。可以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”,但不可以没有法度的信笔挥洒。而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·论用笔》里说:“东坡书笔俱重落,米襄阳谓之画字,此言有信笔处耳。”东坡的信笔处,是法度之外而又情理之中,是“我书意造”,是“无意于佳。”

书法,晋尚韵,唐尚法,宋尚意。书法尚意,苏轼滋味犹浓。然韵可追,法可循,意不可学。“意”是书者当时的情思勃发,是真性情跃然纸上。如果学习者除了追求形似神似外,还要把字里行间的“意”写出来,那只有一个路径:了解当时的写作背景,身临其境、心手两忘,“无我”地去临习。字里行间,见情见性,就算临习到家了。例如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,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写于宋元丰五年(1082年),当时苏轼因 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,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,让他感到落寞无比,于是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,写下了这两首五言诗:

一曰:“自我来黄州,已过三寒食,年年欲惜春,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,两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,泥污燕支雪。闇中偷负去,夜半真有力。何殊少年子,病起须已白。”

二曰:“春江欲入户,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,蒙蒙水云里。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,但见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,坟墓在万里。也拟哭涂穷,死灰吹不起”。

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,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。其诗苍劲沉郁,饱含着生活凄苦,心境悲凉的感伤,富有强烈的感染力。其书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,故通篇起伏跌宕,迅疾而稳健,痛快淋漓,一气呵成。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,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,或正锋,或侧锋,转换多变,顺手断联,浑然天成。其结字亦奇,或大或小,或疏或密,有轻有重,有宽有窄,参差错落,恣肆奇崛,变化万千。笔酣墨饱,神充气足,恣肆跌宕,飞扬飘洒,巧妙地将诗情、画意、书境三者融为一体,体现了苏轼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的创作状态。难怪黄庭坚叹曰:“试使东坡复为之,未必及此。”

苏轼“无意为书家”的书法作品,其信笔处往往是情在胸中,意在笔下,心手相畅的结果。其酣畅淋漓表现出来的“烂漫”,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认为“在东坡,病处亦觉其妍,但恐学者未得其妍,先受其病。”故其信笔处,乃难学处也。

苏轼书法,创新处最值得学习

艺术不是一滩死水,艺术的成功要“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都是各自时代特点的艺术展现,这也是艺术为时代接受的必然要求。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、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。

他说:“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,是一快也”。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体现出苏轼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。

苏轼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,其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。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,知法而变,勇于和善于创新,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。他学古人轻形求意,明确提出: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”极力称扬尚意书风。宋代崇尚的是“亚圣”颜真卿的书法,蔡襄、欧阳修、司马光等,都以颜真卿为宗,他们在继承与创新中,未能摆脱唐代书风。首开宋一代“尚意”书风的,就是苏轼。

苏轼书法,超迈处最难企及

苏轼书法里还裹挟了其雄文大笔的气魄,故其书法肉丰而骨劲,宽博而秀伟。理学家朱熹说苏轼“笔力雄健,不能居人后,故其临帖,物色牝牡,不复可以形似较量,而其英风逸韵,高视古人。”

正如朱熹所说,东坡书法追慕成风,然其超迈处人们总是无法逾越。雄才伟略的康熙皇帝年轻时便仰慕苏轼,酷爱苏轼书法的以跌宕取勢,以雄秀取態。康熙早年有《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》,但终归不是书法家,没有能临出其恢弘的气势来。清代书法家吴德旋说自己“余年三十余始留意书学,即好东坡、思白二家。而苦无入处。”他感到“东坡笔力雄放,逸气横霄,故肥而不俗。要知坡公文章气节,事事皆为第一流。余事作书,便有俯视一切之概,动于天然而不自知。”由此可见,苏轼书法的超迈处,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气魄,呈现出“工夫深,虽枯亦润,精神足,虽瘦亦肥”的境界。

我们不妨看看苏轼书写的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,此碑宋刻在安徽全椒县,四川眉山三苏祠有当代的重刻本。1998年,我到三苏祠考察,见到了眉山重新镌刻的《醉翁亭记》,深深被其神采和气势所震撼,可谓刻工细腻,十分逼真地展现了苏轼的书法特点。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。其震撼灵魂之处在于:用笔厚重,结字缜密,笔画的披拂之间既有遒劲,又显洒脱。其超逸处在于巧寓对比,错综变化,显示灵逸。此书法有贴近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的潇洒纵横,也有苏轼外柔内刚,绵里裹铁的气脉,二者巧妙地融合为超迈大气,堪称“双绝”的艺术精品。其成功在其笔下,更在其思想和境界的深处。

最后: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历史成就最高、发展最辉煌的时代。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,都是与唐王朝的开国者之一、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。李世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,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。他在理政之余,点染翰墨;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,推动书法事业发展,对唐代书法高峰的出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